脸皮法律及其他

在我的印象中，某些韩国人、日本人的脸皮好像特别薄、特别爱自杀，一点小小不然的丑闻，一阵无厘头的媒体议论，一通街头巷尾的流言蜚语，就可能让当事人“纵深一跳”或“自挂东南枝”。演员自杀、球员自杀、官员也自杀。远了不说，只在最近，就有韩国第一储蓄银行行长郑某因银行被列为经营不善金融机构，而于9月23日跳楼自杀；日本北海道铁路诛式会社社长中岛尚俊因铁路事故致36位乘客受伤（无人死亡），于9月12日留下遗书，表示“发生如此可怕的重大事故，深表歉意！”然后自杀谢罪；因各种原因自杀的演员、球员更多。官员的心理承受能力似乎比演员、球员强一些，但在“民怨沸腾”时，起码也要乖乖地“引咎辞职”“以谢国人”，不好意思在“千夫所指”下继续赖在位子上。

这固然与他们的“耻感文化”和道德约束有关，但显然不局限于此。所谓道德感，是对社会价值、是非正误的顽强认同和基本判断。一个人是否真正具有道德感，不仅体现在用道德标准要求他人，更在于时刻以道德标准严格自律。其中的关键，不在于是否明确什么是道德标准，而在于能否“慎其独也”。那些参与赌球的球员当然知道赌博违背道德标准，但只要不被发现，就不会形成有效的自我谴责。背德与否，似乎只与是否被发现有关。显然，一个社会要约束公民特别是官员的行为，使之符合道德要求，不仅要有基本的道德教化，更要有严格的行业规范和严厉的法律监督。双措并举，才是正道。那些“涉案”自杀的人之所以走上不归路，不仅在于他们没有完全泯灭内心的道德感，更在于败德行为暴露以后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，在于即将面临的法律制裁。

日韩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，信奉“礼、义、廉、耻，国之四维”，“四维不张，国将不国”。“四维”之中，“耻”是基础、是底线，“耻感”的存亡，关乎整个道德建设。一个人之所以“没脸活在世上”，其道德基础是认为人的名节和尊严比生命更重要，厚颜无耻比苟活更不堪、更令人不齿。

中华文化作为日韩文化的母体，孕育出无数惊天地、泣鬼神的大爱之人。其高尚的情操、伟大的人格、博大的胸怀、英勇的气节，彪炳千古，成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道德丰碑。然而在“政治运动”、“市场经济”和“制度机制缺失”的多重作用下，人们的道德感似乎正在逐渐淡薄，寡廉鲜耻之徒正在增多。一项针对民众的调查显示，至少有30％以上的人认为我们这个社会缺乏以“正义、真诚、信誉、信任和理想追求”为特征的道德感。个人和企业的败德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和制裁，思想道德教育空头说教多，深入人心少，行业管理部门、司法监督部门经常缺位，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和把关作用，对背德、违法行为谴责乏力、制裁软弱。致使公众对他人、对企业、对社会缺乏必要的信任感、安全感。广告吹嘘得越好，人们越不敢相信。进超市购物前，需要先成为食品安全专家，否则很多食品可能成为定时炸弹；进医院就医前，最好先成为医学家和药剂师，否则过度治疗和假药伺候可能一起招呼；加入保险前，最好先成为社保专家，否则交钱时说得天花乱坠，索赔时处处都是壁垒；受到不公正待遇时，最好先成为法律专家，否则有理可能变成无理、守法可能变成违法……

在“钱是万物的尺度”成为事实上的价值取向的大背景下，当然不能简单责备公众缺乏道德感。在“什么都涨，只有工资不涨”的社会环境中，单纯要求公众提高道德感，显然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做法。毕竟“衣食足、知荣辱，仓廪实，知礼义”。道德建设有赖社会职能部门和法律体系的有效保证。一个著名文物保护部门在层层设防之下丢了国宝，然后简单地把责任往保安身上一推，这是什么道德感？给公安机关送锦旗写错了字，不仅不认错，还要辩称“显得厚重”，这又是什么道德感？中国足球陷入“黑、赌、毒”当中，一干人马纷纷落网，成为众矢之的，“有关单位”先后任命了那么多犯事的足协官员，至今未见“失察责任追究”，也没有一个够级别的领导出来向公众道歉，更没有人为此引咎辞职，这是什么道德感？堂堂“人民公仆”，面对媒体质疑，公然责问“你打算为党说话，还是为百姓说话”，这是什么道德感？更有甚者，面对下属的合理诉求，竟然破口大骂人家“臭不要脸”，这又是什么道德感？到底是谁“臭不要脸”呢！“非典”流行之后，有感于国人的卫生习惯，某大城市制定了随地吐痰罚款50元的法规，但从制定那天起就不曾实行过，这种儿戏式的玩意算什么法律？又对道德建设起了怎样的作用？还有，不久前颁布的禁止所有公共场合吸烟的法律，也没有真正有效实行过，饭店、酒店、影剧院依然烟雾缭绕，瘾君子照样怡然自得，当事人完全没有道德自律，有效执法彻底缺位。这样的法律法规，难道只是为了成为人们的笑谈？

在当下的中国，一个人是否具有道德感好像并不那么重要，“卑鄙”固然是“卑鄙者的通行证”，并且十分有效；而“高尚”却未必是“高尚者的墓志铭”。在法律和道德面前，有人可以公然叫板“我是流氓我怕谁”。遗憾的是，在很多情况下，他真的谁也不怕，谁也奈何他不得。法律和社会规范的苍白无力，有时甚至使坏人当道，好人难行。如此这般日久，当然难免是非颠倒、礼崩乐坏、道德滑坡、价值失范、社会失序。

重建失落的道德、重拾失范的价值、重塑失序的社会，固然需要旗帜鲜明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，使之内化为人们自觉奉行的价值标准、道德诉求；更要在健全社会规范和法律上下功夫，特别是要强调法律法规的实用性、有效性、严肃性。那些颁布等于没颁布，根本无力实行的法律，最好慎重出台。一旦出台，就要言必信、行必果，有法必依，执法必严，违法必究，让那些违反道德和法律的人付出沉重代价。没有社会规范和法律法规的严格约束、有效治理，单靠人的道德自律，是根本靠不住的。脸皮的薄厚，说到底其实是社会约束有效性的客观尺度。整个社会都“要脸”，个体就不敢“不要脸”，每个人都珍惜“脸面”，我们这个社会才脸上有光。否则，那种指责“中国社会能够创造经济奇迹，但缺乏道德感”的国际舆论，还会不和谐地萦绕在我们周围。简单地谴责人家“妖魔化中国”，并未找到问题的根本，也不是解决问题的上策。毕竟“木必先朽而后虫蛀之”，只有躬身自省、痛改前非，才是明智之举、强者之选。当然，对那些确系“别有用心”的“恶毒攻击”，无需忍气吞声，必须毫不留情地反唇相讥。这是另外一回事。

说了半天，当然不是鼓励自杀、劝人去死。即便是再不要脸的腐败分子，也是一条生命。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，都无权亵渎和剥夺他人的生命。在上帝面前，即便是罪人，也有活着的权利。这本来是不需啰嗦的。（文：朱铁志 《求是》杂志副总编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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